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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风水分析(算命将军杨志成简介)(井冈山陈志军简介)

抗日名将薛岳八字命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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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初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字数<800字>)算命将军杨志成简介井冈山的春节习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老蒋若是在解放战争中重用薛岳,结局是否会不同 嫡系就是嫡系

(一九三○年一月五日)

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一九四八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⑴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⑵、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⑶,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⑷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⑸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然要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⑹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⑺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⑻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问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⑼,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⑽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⑾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按:应加‘在大城市中’五个字)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的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⑿,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⒀,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⒁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⒂旅已被击破;陈卢⒃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⒄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⒅、熊式辉⒆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之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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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方志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西弋阳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十军的主要创建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增补为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八年一月,在江西的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三年,领导起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逐步地将农村革命根据地扩大到江西东北部和福建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部,将地方游击队发展为正规红军。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带领红军第十军团向皖南进军,继续执行抗日先遣队北上的任务。一九三五年一月,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中被捕。同年八月,在南昌英勇牺牲。

〔2〕见本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注〔9〕。

〔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见本卷《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注〔9〕。

〔5〕鲁涤平(一八八七——一九三五),湖南宁乡人。一九二八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一九二八年七月至十一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一九二九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2〕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一九二九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一九二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贵州省三穗县人,侗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将军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的开拓者和重要领导人,先后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杨志成将军照片: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原名杨。1903年11月30日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木街村,一个富裕家庭。我7岁开始上私立学校。1921年毕业于省立农业中学。1923年在重庆加入川滇黔联军,任军需官。1926年春,随盟军赴广东,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同年,经人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他在武汉中央军政学校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反对夏斗寅的斗争。后被派往贺龙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3师任连队政治指导员。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广东被打败后,担任总兵,在闽粤赣湘边界一带艰苦作战。1928年春,他参加湘南起义,在与前来镇压起义的许克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右腿受伤。同年4月,随陈毅上井冈山,任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28团4连1营连长。他在反国民党军“进剿”战役中腹部受伤,后在反进剿中任留守处主任。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负责伤病员的管理,解决物资和医疗用品。1929年1月随红四方面军进军赣南、闽西,任军部副官长。1930年起任红十二军副官长、中央军政学校校务部部长、中央军委总经理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总驻地主任、总供应部部长、政治委员。先后组织建立了中央苏区的“红邮”、红军的有线电话网和无线电通信,建立了火器、弹药、服装、纺织、鞋袜、卫生材料等20多个工厂,建立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虽然受到“左”倾领导人的错误打击,沦为供应部门的办事员,但仍然勤勤恳恳地做好组织交给的每一项工作。1934年10月跟随红军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工作队主任。到陕北后,任中央军委采购部主任、红军后勤部部长,参加过东征、西征战役。1936年12月任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兼红军前敌总部总台部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军委总供应部部长、黄河许巍司令员兼抗日军政大学校务部长。1938年冬,因积劳成疾赴苏联就医。1939年起,先后在苏共远东局党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刘亚楼等人准备经蒙古回国。然而,由于边境的严密封锁

1949年夏随第四野战军南下,先后任华中军区、中南军区军需部长、中南军委轻工业部部长、中南军区第一副参谋长、后勤部部长。组织领导中南地区各种军需工厂、仓库、医院、学校的建立,同时组织接收和发展地方轻工业。1955年调任解放军武装部监察部副部长。1958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该院院长。1962年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他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5年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7年2月3日在北京病逝。开国将军的故事里一直有“三”的说法。大家都知道“三个年轻人”就是“三个年轻人”,“三个年轻人”,因为这三个军事人才是最好的,但是其他不熟悉的年轻人是杨志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杨志成将军的小故事,让大家对这位开国名将有所了解。

杨志成有个外号叫“算命先生”。这个外号叫了他一辈子,有特别的故事。他说的时候,军事科学院的老人们都感叹:院长真好,难得,脾气好,人缘好,脾气好。

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人们敬仰的革命摇篮井冈山有着她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井冈山位于江西的南部的山区,朴素勤劳的井冈山民众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在不同时期民俗活动中沉淀了他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文化方式。最近在井冈山学习期间走了走附近的山寨民舍,也看了一些民间文化市场、民俗活动场所,对老区朴素的民风民俗有了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今收集整理了一些井冈山的传统风俗资料,与希望了解井冈山地区民风的朋友共享。一、节令习俗

过年过年前后井冈山土、客籍居民有一系列活动。十二月二十四日民间居民家送灶神过小年,十二月三十日居民家等灶神。送等灶神,均要打米果、烧香烛、烧纸钱、燃爆竹等。

立夏节立夏当天吃“立夏蛋”,家家户户,人人要吃蛋。有些人还会吃“立夏狗”,俗话说:“吃了立夏子,榔头打不死;吃了立夏狗,两腿忙忙走。”

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井冈山土、客籍民间过端午节以菖蒲、艾叶插于大门左右,城乡普遍做粽子。旧时过端午节,活动颇多。是日午时,以朱砂画黄纸符贴于门户。

六月六俗谓“洗狗头”节,把狗抛到水里洗澡。过去有钱人家“晒票子”,一般人家晒衣服被褥等,据说不会发霉,可防止腐蚀和虫蛀。

中元节俗称七月半,又叫“鬼节”。时间为农历七月十四日(亦有惯十五日的)。此日,土籍居民出嫁之女不得回娘家,亲戚朋友不得登门拜访。

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每当节日,至爱亲朋都要互赠月饼,新婚之人尤甚。是日,家家户户杀鸡宰鸭吃团圆饭。

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称“九九重阳”。农村做糖糕、咸糕祝贺。重阳节为敬老,单位慰问离退休老人蔚然成风。农村则给老人送礼物,祝老人健康长寿。

冬至节当地群众利用冬至节纪念祖宗、扫墓、整修坟墓。也是土籍民间“腌”、“腊”、“霉”的好时节。二、生活风俗

挖冬笋

挖冬笋,是黄坳、茨坪、长坪、下七一带客籍山区农民所喜爱的一项采集活动。农历十一月以后,冬笋即开始生长,客籍人们便身背背篓,手握锄头进山挖笋。

红薯丝饭

红薯丝饭是从前井冈山区的传统主食,解放前,当地就流传着一首民谣:“薯丝饭,木炭火,除了神仙就是我。”这首民谣反映了当年井冈山区的清贫生活和山区居民追求起码的温饱生活的意愿。

勺子碓舂米

勺子碓,是井冈山客籍人用来舂米的工具。旧时人们用石头作臼,用木棒做杵捣米。常用的有手碓、脚踏碓。山里人在脚踏碓的基础上,利用山泉的落差,装成不用人力的“自动”雅,一天能舂一担谷,比脚碓省时省力,独家独户使用,非常方便。

米汤浆被子

土籍人洗被子时,都喜欢用米汤浆被子。米汤浆被子就是把被子在清水河、塘里洗干净,拧干,置于盆中,倒进米汤,反复搓揉,使被子里每个地方都沾上米汤,再拧干,即可凉晒。

狩猎

客籍人狩猎活动多利用冬、春季节的农闲时间进行。出猎人数5--10人,多至数十人,进入目的地后,一般都人分两路行动:一为“蹲口”,把守野兽出入要道;二为“抄山”,指挥猎犬翻山越岭赶出猎物。

建房

井冈山土籍居民建新房的礼仪有进桌、圆屋、上梁、过火等习俗。

祭窑

土籍人烧砖瓦窑时,窑匠师傅造窑,点火颇为讲究,有一套世代相传的习俗,称“祭窑”。一般的“祭窑”,实际上是祭祀火神。三、婚典习俗

男娶女嫁,主要有三道程序:一、定亲。男女到了一定年龄,由父母托媒说亲,双方有意后,写下生辰(俗称“八字”)请算命先生合“八字”,如“八字”相合,双方父母暗地打听了解对方家境和人品,双方满意即定下亲事。二、行聘。双方定下亲事后,男方将彩礼和择定的婚期送往女家,谓之“下定”。彩礼多少双方商定,贫者只送象征性的彩礼,富者彩礼丰厚,有鸡、鸭、酒、肉、布匹、现金和金银首饰。三、迎亲。迎亲之目,男女双方都设宴招待亲朋好友,曰:“讨亲酒”、“嫁女酒”。男方接亲,不分贫富,皆有花轿,伴以唢呐、鼓乐将新娘接回。女子出嫁,有哭嫁的习惯,俗称“哭媳妇娘”。女子过门的前四天或两天,要请女伴作陪,新娘唱哭嫁歌,表示对父母、亲人及乡亲的依恋。不哭的会被认为“饿嫁”。

井冈山土籍人结婚,除了像其它地方在屋里屋外贴上大红喜字和婚联之外,还要在迎接新娘的花轿抬回之前,在祠堂或新郎家大门正上方挂一个米筛,米筛里面用绳子拴挂一把米尺、一面镜子和一把剪刀。意在新娘到婆家后要像米筛筛米那样一点点地忍性,改掉缺点,做到家庭和睦,同时要学会织布缝衣和女人必须做的事情,并逐步使自己像明镜那样光彩照人,温柔贤慧。反之,那就会像剪刀剪丝线那样剪断与新郎两人之间的姻缘——休妻。这种卧虎沟人的婚俗,不少村庄还一直延续至今。

招郎也是井冈山土籍人传统婚俗。招郎即是男嫁女方,既无三查、六礼,也无繁琐的结婚程序,男女各方亦没礼物过往,一般各人自理。婚前订立合同书(俗叫合字),写明以后子女和财产的继承问题。解放前女方必须请家族长辈前来商议招赘有关事宜,其中有关条件是男方必须改称女方姓氏,取个女方的辈份,这样才可以得到女方家族兄长的认同,获得本族男人同等待遇。解放后,新事新办,废除了这些不平等的人生权利。但婚礼一般还是由女方承办。并提倡独女户家庭男到女方落户。四、丧葬习俗

丧葬风俗在本地土籍人中有着较长的历史。山区群众一律以土葬形式,主要是这里森林资源丰富,山中土地资源丰富。在丧葬中,大致分为:奔丧、入殓、守灵、安葬等四个程序。

奔丧:俗叫“报丧”。老人死后,孝子身穿素服,头脚(鞋、帽)用白布挂号,表示有丧事,先报家庭(本村)来看守尸体(守夜);再到主要亲戚各家报丧。由主要亲戚和家庭长者商定封棺(入殓)、做“倒地饭”等有关事宜。

入殓:俗叫“封棺”。入殓前应备好棺、椁,棺是外甑,椁是内甑(俗叫逍遥床),椁是很少人准备的,棺木是不可少的。如果是女的,必须经过外婆家检查棺木和衣着等才能入殓。入殓前的衣着,一般称男单女双。在做“倒地饭”时,商定安葬时间等一切有关事宜。经济十分困难的家庭,则不做“倒地饭”。

守丧:也叫守灵。封棺后家族回去,孝子亲自守灵,寝苫枕块(仪礼、丧服),不能离开灵堂,有人来吊唁,随时跪拜答谢。

安葬:一般择期安葬。有些特殊情况,不择吉期,三日内安葬,叫做“三日无忌”。旧社会安葬,一般都要做道场。做道场时,道场程序、道法由道士自作主张,很少人知情。孝家只备灵屋、库箱等物烧给亡人。祭礼有大祭、小祭之分,大祭要三讲三读,请有知识的人士若干,俗称“礼生”。如果“点主”、“告东方”更须请有资望、有政治地位的人来主持,在本地有声望的族长公等才能举行。小祭只请二、三人即可,这种形式为普通人家所采纳,旧社会安葬后,孝子需守孝三年,谓之守丧,筑墓室而蜗居。五、区域禁忌

正月初一,忌说“少”或没有,不向外泼水,不向外扫地。

女人坐月子,忌孕妇入房。

男人忌在晒有女人衣裤的竹竿下走过。

新年初三俗谓“穷鬼日”,忌会客探亲。

农历正月的初五、十四、二十三日,忌出门。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外面有钱都莫去担。”

数字最忌八:外出做客,随行人数一般不限,但不得逢八,以致待客摆菜可6、7、9碗,而忌用8碗,赠人礼物也不能刚好八色。意为逢“八”为死人抬棺者之数,是不吉利的数字。

娶亲之日,新娘花轿来到门外,妇女裹头帕都要取下;新娘的妯娌、姐妹暂时一刻应避开勿见;新娘的家婆不能走入厨房,要往菜园走去,意谓“避煞气”,叫保家庭团结。

身死异地者,其尸体或官柩不能进入厅堂成祠堂,要放在屋外,意谓不得外鬼入内。

打猎这天,猎手忌在厨房议及打猎事,出门时必须以左脚先起步,可保行动安全。

窑匠忌在大江边或社、坛庙旁为人烧窑。

摘茶梓忌东家烹吃东瓜、南瓜,俗说吃了瓜上山,下岭就会打滑、摔交。

忌乌鸦叫,俗谓乌鸦叫,预兆死人。

忌眼皮跳,俗渭眼皮跳,必有祸事,俗渭“右眼跳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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