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找算命先生算命好吗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找算命先生算命好吗以及青马坎三界沟在哪赵家庙在哪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历史没有如果,其实张作霖对日本人一直是很提防的,可他身边有内奸,是他的亲信杨宇霆,所以防不胜防,张作霖一死,杨就串通日本人说张作霖曾经签订某某合约,但合约在火车上被毁了,不过既然签了就要执行,后来杨宇霆被张学良杀了,可以看看高阳的《玉垒浮云》后半部,讲得挺详细的.

1925,张学良的爱将郭松龄因为不满张作霖宠信杨宇霆(其实郭之于少帅正如杨之于老帅,不过老帅龙体安康、少帅登基无期，他也不知何时可以上位取杨而代之）就起兵谋反，当时张作霖正在讨冯（奉玉祥），张作霖预备组织三个军团，以李景林为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张宗昌为第二方面军军团长；统率京榆驻军，亦即奉军全部精锐的是第三方面军，军团长自然是张学良，而“张不离郭、郭不离张”，副军团长非郭松龄莫属，这时郭松龄以“张上将军如何宠信杨宇霆，以及杨宇霆如何弄权祸国”为名起兵，又打着少帅旗号通电劝张作霖退休，要求由“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的张学良来主省政，郭松龄自愿“竭诚匡功”；那时“三省富强，四邻和睦”，张作霖大可“婆婆岁月，赏玩烟霞”，老帅当然不答应退位，于是郭松龄勾结冯玉祥提兵自京榆攻打东三省（本来他是被派带兵到京榆准备打冯玉祥的）。

由于当时奉军精锐交由少帅总管，而少帅又对郭松龄太过信任，所以一旦变生腋肘，精锐尽入郭松龄之手。

后来在镇压郭松龄时，问题就很棘手，张学良亲临前线对阵，就在这期间为提精神染上了鸦片烟瘾，而日本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为张作霖出了很大力气，并在张得手时要求利益。

下面引自高阳先生的《玉垒浮云》，我认为他写史很严谨又很生动。

心腹之患，起于肘腋，侥幸敉平，但善后事宜，不仅仅止于整理军队，张作霖最头痛的是两件事，第一是地方元气大伤。奉系本来就不受欢迎，经过这一场事变，通货膨胀、益发贬值；而一向以理财见长的奉天省长王永江又因为态度上同情郭松龄，内不自安，已辞职回返金州故里，使得地方财政问题，益形严重。

第二是郭松龄之失败，主要原因是受制于日本关东军。张作霖对日本人的野心有深刻的了解；对于应付日本人，他多年来抱定一个宗旨：不亢不卑，公私分明。你要我张作霖个人帮忙，一句话，交个朋友嘛！但如果日本想在东北地方获取什么丧权辱国的利益，他总是须先透过日本顾问，设法疏解；万一疏解不成，便来个硬挺，甚至用“口说无凭”四字来作“挡箭牌”，日本人拿他亦无可奈何。

这一回关东军帮了他这么一个大忙，显然不能施展“硬挺”这个法宝。因此他越发重视“公私分明”这个原则，先派他的顾问陆军大佐町野武马到旅顺，先行致谢，同时安排他亲访旅大。

日本在满洲的军人及官员，对此都表示欢迎。他到了旅顺、大连以后，分别拜访关东厅长官儿王、关东军司令白川、满铁总裁松冈；然后将他在正金、朝鲜两银行的存款约五百万日圆，全部赠送白川，请他支配，分赠日本出力人员，他说：“日本人讲武士道精神，仗义扶倾，施思不望报；但中国人讲思义，虽一饭之恩，亦不能不报。这一回是我张作霖个人受了关东军绝大的恩惠，只有尽我个人的力量来报答。”

张作霖的这番举动，大出日本满洲的军政负责人的意外，当时竟无法作任何表示。张作霖专为办此事而来，事毕，无片刻逗留，专车返回沈阳；这番举动，干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奠都南京，两天以后，日本田中内阁成立。

田中义一出身于日本陆军最大派系的长州，原为陆军大将，退役后加入日本最大的政党政友会。当政友会总裁横田病殁后，公推田中继任；但政友会的实权，握在一个与军部有密切关系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选后，他公然表示：“此后阁下居党魁之名，我任党务之实。”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组阁后，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担任外务省次官，掌握对华外交政策。田中内阁的使命有二：一是谋求金融恐慌的紧急对策；二是改变对华政策。日本的军阀，一直认为政府的对华政策太软弱，如要转变，当然是转往强硬方面。

于是，在一个多月以后，正当国民革命军，将直鲁联军撵回山东，安徽、河南方面着着进展之际，田中派出第十师团两千人，借口保侨侵入山东，接着田中自六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在东京外相官邸，召集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沈阳总领事吉田茂，以及陆海军及参谋本部首脑举行了五次“东方会议”。

此会实际上由森恪一手主持，会中通过了他所提出的四点建议，作为“对华政策纲领”：第一、田中内阁为保护在华利益，不论在中国本部，或满蒙均应出兵；第二、东三省、内蒙古为日本国防安全线、各该地的治安秩序，日本必须确保；第三、东三省本地人的政权，如能保障日本的特殊利益，日本应予支持；第四、国民政府如变更东北政治组织，日本应不惜满蒙与中国分离，另行制造傀儡政权。

到了七月下旬，田中将此“对华政策纲领”，上奏于继位才只一年的昭和天皇。同时积极展开在中国争取特殊利益的活动。

十月间，田中派新任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及张作霖的顾问町野武马到达北京，通过杨宇霆的关系，向张作霖提出包办“满蒙新五路”的要求。这五条铁路是：敦化至图门江的敦图路；长春至大连的长大路；吉林至五常的吉五路；延吉至海林的延海路；眺甫至索伦的洮索路。其中敦图路对于日本由长春经大连至大皈的航路，有节省三十五小时行程的重大军事、经济价值，更是志在必得。

由于杨宇霆的全力干旋，张作霖对于缔结“奉日政治经济同盟”，以及五路地价一千万日金先付五百万这两个条件，已有应允之意。但谈到订立文件却触了礁；张作霖识字不多，也会写自己的名字，但日本人如果要他签署什么文件，他会故意发怒，指责对方，明知他不认识字，故意要出他的丑。其实是避免有笔迹流落，成为把柄。这时杨宇霆就会出来转圆，说一句：“大帅说了算！”事实上是不是说了算呢？他对朋友与部下，确是如此；但对日本人就不一定了，如果只是他个人吃小亏，当然会守诺言；但如遇到丧权辱国的事，他就不承认了。话当然是说过的，但只是逼到无法时的缓兵之计；到要他履行承诺时，再由杨宇霆设法来搪塞。

不过山本条太郎，这回着急的倒不是怕张作霖不肯签约，因为他现在是军政府的领袖，将来可以由军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正式文书，张作霖是无法以不识字来推托的；他着急的是，森烙在他所主持的大连会议中，不知道田中另有计划，因而决定采取急进的手段。山本条太郎怕功败垂成，急急赶到东京，说知原委；森格承诺，暂缓行动，但日本军部并不知道这件事。

山本条太郎从十一月回到北京后，继续交涉到第二年，也就是民国十七年的二月间，条件大致就绪；地价五百万元，由奉天以兴筑吉会路最后一段，也就是敦图路为由，为满铁借款五百万元的方式来支付。

但其时中国的局势，正在酝酿大的变化，国民革命军的积极筹划北伐，张作霖亦金调兵遣将，分头防御。同时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郭泰棋，正式发表声明，不承认向满铁借款一事。由于这两个原因，新五路签约之事，便搁了下来。

日本军阀，当然不愿见国民革命军顺利完成北伐，因而早有计划，便是在革命军北伐途中，拦腰截断，当革命军于四月间在津浦线发动猛攻，直鲁联军望风而溃时，驻济南的日本武官酒井隆，及领事藤井，以保侨为名，连电东京增兵，于是四月十九日，日本派出第六师团五千人，指挥官福田彦助奉到的命令，是驻扎青岛，是一种示威性质。哪知酒井隆蓄意要制造事端，拔弄福田移兵济南。而其时第二集团军孙良诚已抵达济南，直鲁联军业已撤退，革命军变成与日军形成对峙之势。

于是，包藏祸心的酒井隆，命日本特务机关，在中日对峙中间开枪，引起双方误会，以致发生冲突。中国的军队及官员备受屈辱，但蒋介石洞悉日本的阴谋，在阻挠北伐；所以在忍辱负重的原则下，采取了出敌不意的战略，绕过济南，直指北京，三个集团军，全面猛扑，张作霖的大势去矣。

日本知道奉张的政权，朝不保夕；趁火打劫的机会，稍纵即逝，因此满铁代表江藤丰三，于五月十二日赶到北京，逼签五路协定。交通部长也是杨宇霆心腹的常荫槐，故意避往天津；路政司长刘景山则临时辞职，为的是不愿意作日本人的工具，有意杯葛。但江藤丰三岂肯干休，拉了杨宇霆向“大元帅”坐逼。以不准奉军通过南满路相威胁，张作霖无奈，只好命航政司长赵镇兼次长，再兼代部务的名义，于五月十三日深夜到部，在“敦图”、“长大”两路包办合同上，盖用了交通部的大印。

但这份合同，颇有暇疵，第一，命赵镇兼代部务的生效日期是五月十五日；第二，签约日期的五月十三日是星期日，因而提出要求，更改为五月十五日。

但田中对张作霖的逼迫，还不止此；五月十七日那天，芳泽谦吉去看张作霖，提出忠告，也是警告，督促张作霖全师撤出关外，否则战败时，日军将在山海关一带，解除奉军的武装。

第二天，日本向中国南北政府，及欧美列强，发出一件“党书”，略谓如果动乱波及满蒙，日本即将在该地采取维持治安秩序之有效措施。接着，东京参谋本部，下令秘密动员，命驻屯满洲各地部队，以及由济南撤至大连的“外山旅团”，向奉天移动；并派劲旅在锦州、山海关、热河朝阳等地，担任奉军警戒。关东军司令部亦移入沈阳。所谓“担任奉军警戒”，实际上便是占领上述各重要地点。预定五月甘二日发布东京大本营的“奉敕命令”、当日午夜开始行动。

结果奉敕命令未到，主要原因是美国仗义执言，认为东三省的主权，属于中国政府，日本此举“未免大胆”。美国国务院要求日本在实际行动以前，须告知美国。因此日本外务省邀集陆海军有关部门会商对策，代表外务省的森俗及陆军都主张按照原定计划进行，但海军极力反对。最后取决于首相田中，他在别庄的游廊中，彻夜沉思，终于作了保留奉张地位的决定。关东军大感失望。

其时在奉军看，情势已经非常明显，一唯一的上策便是三十六计中的第一计，退保关外。但棘手的是直鲁联军，张宗昌已拉着队伍，退到滦河以东，白崇禧指挥的革命军，亦已追到，隔滦河而对峙，白崇禧要求张宗昌投降遭拒绝后，准备渡河追击，这样且战且走，就会把战火带到山海关外。因此张学良电请革命军暂勿渡河，由他负责来解除直鲁联军的武装。白崇禧同意了。

由于有张学良、杨宇霆负责善后，张作霖决定尽快退回关外。话虽如此，他走得还是很从容，电召在保定的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在大元帅府举行入关以后最后的一次军事会议，发出前线总退却的命令后，随即邀请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临时维持北京治安的办法。

原来此时的局势，非常复杂，也非常微妙，张作霖虽有意退让，但日本军阀却正在想尽花招，阻止革命军进入北京，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新井，邀集各国驻军司令，举行联席会议，提议划天津周围二十里为“联军警备区”，不许华军侵入；但英美等国司令，都认为应以防守租界为限。及至得悉张作霖决定一总退却”时，又提议由各国联军分别把守北京各城门，不准任何军队进入；这完全是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北京的办法，侵略的形迹，更为明显，自然越发不能为各国驻军司令所同意。

另一方面，革命军因应的措施，颇为谨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在徐州、石家庄等地会晤后，一致同意由日本军阀及政府并无任何重大冲突的阎锡山接收北京，以期减少日军的敌意。于是阎锡山释放以前扣留的奉军高级将领于珍，赋与他一项与张作霖接洽和平接收北京的办法，终于达成了协议。

当然在这一个龙蛇混杂的时期，总还有人打着乘机崛起的如意算盘，其中最热衷的两个人，都住在天津租界，一个是齐燮元，向革命军输诚，希望收编孙传芳及直鲁联军的残部，成立第五集团军；一个是段祺瑞，派安福系政客姚震，五度密访芳泽谦吉，希望在此政权将成真空之际，由日军保护他到北京组织临时政府。当然，这是妄想。

六月一日，张作霖在居仁堂以茶会招待外交使节团话别；接着又传见北京商会会长，表示他即将离开北京，政务交国务院代行，北京的秩序，请王士珍负责。各国使节及北京商会会长，提出同样的要求，希望张作霖派他的卫队鲍毓麟旅，暂驻北京，维持治安。使节团并且提出保证，鲍旅将来可以安全退出关外。张作霖也同意了。

日本自然不甘心他们的种种阴谋落空，因此芳泽谦吉奉令作最后的挣扎。原来自森烙主持的大连会议结束后，即由芳泽代表日本向张作霖提出一份“满蒙党书”，除了新五路问题以外，另外还提出四项要求：第一，所有东三省境内中国铁路与日本利益相抵触者，一律不许建筑；第二，日方有权开发东北矿产及建立大型铁厂；第三，由奉方委托日本银团代为整理奉票；第四，日侨在东北与本地人杂居。

张作霖对这项“觉书”自然不能接受，但亦不愿明显拒绝，以致引起严重冲突。因此，仍旧使出与杨宇霆合作惯了的“太极推手”，你推我，我推你，一味敷衍；在交涉过程中，消息外泄，以致东北各地展开了风起云涌的反日浪潮。张作霖一方面利用此种情势，作为拖延对日交涉的借口；一方面撤换了对日态度强硬的奉天省长莫德惠，代之以较为缓和的刘尚清来敷衍日本。

敷衍拖延到张作霖正式宣布自我解除政权，便到了图穷而匕首见的日子，所以劳泽在居仁堂的茶会以后，秘密拜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满蒙觉书”中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但如接受，则日本可以保护他由大连返回沈阳。张作霖一口拒绝，态度非常坚定。不管芳泽如何以暗示方式作威胁，他仍是那句话：“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等芳泽黯然而去以后，张作霖立即召集亲信密商，大家都认为芳泽所说由大连回沈阳，是坐南满铁路的火车；这是否意味着京奉路会出问题呢？于是分别电询负责北京至山海关警戒责任的第五方面军团军团长张作相，及作为看守后方的第六方面军团军团长吴俊升，有何情况。

张作相及吴俊升相继电复，保证北京至山海关及山海关至沈阳的安全；张作霖决定仍循京奉路出关。虽然也有人建议，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这条路坎坷险峻，不但颠簸之苦，难以忍受，而且在山路中有倾覆之虞，并不安全，因此，说过也就算了。

不过，为了防备万一起见，决定了两项行车的原则，第一，起程日期及时间保密；第二，行车途中，或快或慢，机动调度。专车是早就预备好的，一共两列，停在前门东站，都在升火待发的状态之下，六月二日傍晚，京奉路局接到电话通知，专车要出发了。七点多钟人到了，但不是张作霖，而是当家的“五夫人”。张作霖是在半夜一点钟，已是六月三日了，方始乘车离开顺承王府，十分钟后便已到达前门东站，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着在送行。一时十五分开车，专车共十八辆，同行人员有北洋政府“送终内阁”的总理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以及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嵯峨诚世。

清晨到达天津，潘复及町野武马下车，而上车的是杨宇霆的心腹，总管东北交通的常荫槐。当天下午车到山海关；在沈阳的吴俊升，特地赶来迎接，列车经过重组，张作霖的座车改在第四辆。

吴俊升虽是山东历城人，但在张作霖的一班“老弟兄”中，两人的感情特厚；郭松龄倒戈，兵迫沈阳时，吴俊升的黑龙江骑兵，星夜急驰，及时赶到，活捉了“郭鬼子”更是奇功一件。从张作霖进京以后，他们有半年多未见了；从订交以来，从未有这么长的日子的睽隔，所以一见了面，亲热异常，吴俊升一直在张作霖的车厢中，抽大烟、聊天，还来了一场牌九，在这欢然叙旧，浑不觉漫漫长夜的气氛中，他们怎么样也想不到，离鬼门关是越来越近了。

暗杀张作霖的阴谋，是军部的主张；甚至可说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的主张，日本政府及田中义一，事前丝毫不知。

这个阴谋的策划及执行者，是第九师团司令部附员陆军步兵大住河本大作。最初是由村冈派驻哈尔滨的武官竹下义晴，赴北京执行，但河本大作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的责任不易掩饰，因而建议改在张作霖回奉天途中实行，同时这件事也就归河本接手了。

首先是地点问题，初步选定在巨流河的铁桥上，但以中国的军警监视甚严，颇难下手；几经研究，终于找到一个相当理想的地点。

这个地点是沈阳以西的皇姑屯。京奉路东西向，南满路南北向，两路交会的十字路口，便在皇姑屯。南满路是架设吊桥，京奉路便在吊桥之下穿过。行动计划的第一步是派爆破专家的工兵队长菅野，花了六个小时，在吊桥下面装上两百磅黄色炸药的药包，通以电流，由那里的独立守备队东宫大尉下手。

侦察行车时刻，亦有专人，是两名武官建川美次与竹下义晴；此外在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都派有密探，所以张作霖的专车，虽说时快时慢，行踪仿佛难以捉摸，事实上在河本是能够充分掌握的。

另一方面为了嫁祸起见，由河本所派的浪人安达理盛，找到一个失业军人刘戴明，此人是吉林督军孟思远的旧部，孟恩远在民国八年为张作霖所驱逐，刘戴明既然能为故主复仇，又有两万元日金的奖赏可得，所以在安达来找他时，一拍即合，先收定金一千元，余数事成以后补足。

于是刘戴明弄到三个吸毒的乞儿，在六月三日晚上，让他们过足了瘾，带到一家澡塘子洗澡换衣服，其中一个颇为机警，在澡塘子中溜走；另外两个于深夜带到吊桥附近，用刺刀刺杀，弃尸而去。

六月四日清晨五时二十三分，专车通过南满路吊桥，车头刚过，张作霖专用的那节车厢入桥上时，轰然一声，吊桥桥板，被炸塌落，压碎了三辆车厢的车顶。吴俊升当场身首异处，张作霖受重伤，刘哲、莫德惠及日本顾问嵯峨也受轻伤；常荫槐无事，因为他在皇姑屯之前一站就下车了。

皇姑屯离沈阳只有几里路，宪兵司令齐恩铭在总站等着迎接，听得爆炸声，知道出事了，立即率宪兵赶到；将受重伤的张作霖由汽车运进城，他只说了一句话：“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小六子是张学良的小名——张学良幼年，算命的说他会夭折；攘解之法是，将他送入寺庙当几天小和尚，然后接他出来，听到什么名字，就叫他什么名字，表示已是投胎为另一个人了。张作霖接他出来后，听得有人大喊：“小六子快回来吃饭。”因此，张学良的小名便叫“小六子”；当然，这个小名只有张作霖才能叫。

为什么张作霖临死以前的遗嘱，只有“千万别让小六子知道”这一句话？有人认为仅仅这一句话，张作霖在国史上便已不朽。因为他怕张学良骤闻凶信，急切父仇，下令对日本军队发动攻击，那就恰好给予日本少壮军人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果然如此，则不但蒋介石在济南惨案中，忍痛忍辱以负重，务求打倒北洋军阀，接收北京政府的统一大业，势必功亏一篑；而且东三省亦马上就会变色。可以说，张作霖至死都是将国家的利益，置于个人的生死恩仇之上的。

因此，当张作霖在这天上午十点钟咽气以后，奉天省长提出秘不发丧的主张，五夫人不仅同意而且极力支持，所以对外发表的消息，除了说吴俊升当场被炸死之外，对张作霖只说他受伤，正在治疗之中。

当时日本在奉天的军政两方面的首脑，无不急于想知道张作霖的生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及张作霖的日本顾问土肥原贤二、松井七夫的太太，平日与五夫人常有往还，此时都借探问为名，来找听动静，；只见五夫人依旧打扮得花枝招展，谈笑自若；遥望上房，虽不能看到张作霖的影子，但鸦片烟的香味，阵阵飘来，足证“老帅”未死。

这一套秦始皇、明成祖暴崩在外，秘不发丧的办法，居然瞒过了日本人，两天以后土肥原对日本新闻记者发表了一篇“活见鬼”的谈话，说他这天下午四时半，亲自看到张作霖，伤势已有起色。

这天——张作霖去世的六月四日，阴历为四月十七，恰好是张学良的生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母难之日，又逢父难。

第二天上午，他在中南海召集军事会议，会前杨宇霆向他说：“奉天只怕出事了。”

“什么事？”

“只怕老帅遇险。”

张学良不相信，若有这样的大事，何以北京丝毫不知？因而问说：“你这消息是哪里来的？”

“法国公使馆有这么一个消息。”杨宇霆随即又说：“我也不大相信。”

连传达消息的人，自己都不相信，那还谈什么？但午饭以后，正在继续开会时，里间张学良的专线电话响了：是五夫人从沈阳打来的。

一听电话，张学良神色大变，眼圈发红；放下电话，沉思了好一会，擦擦眼睛，出室回到会议桌上，向在座的将领宣告：老帅遇险，炸断一臂，性命无忧。

这时的张学良，面临着很棘手的三个问题：第一是，日本既然炸死了张作霖，当然也放不过张学良，生命遭受威胁；第二是张作霖的“老弟兄”愿一致支持张学良继承父业，但东北政权如何得以顺利转移，获得日本的承认，大觉踌躇；第三是直鲁联军一直希望就食关外，但东三省可说没有一个人欢迎这支毫无军纪可言的部队，而且也养不起他们，张学良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后，才能出关奔丧。

经过极缜密的筹划，张学良在六月十六日，化装成为车头上加煤的工人，搭乘撤兵的列车抵达沈阳；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亏得是在车头上，才未被发现。

满面煤黑，一身垢腻的张学良，背着一个褡裢袋，从铁路员工的出口，踏出车站。一个人走到小西门，他的卫队亦陆续到达，这是预先约好的会合地点，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张学良上车发动引擎，载着他的卫队回到“帅府”。

这时的张作霖的遗体，自然是早就入殓了，但张学良还得忍着眼泪，不能凭棺一恸。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由张作相领头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或者说是支持，接下来讨论发丧的步骤。

第一步是以张作霖的名义，写一张手谕，因伤不能视事，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老帅”会签他的姓名；但张学良已学得唯妙唯肖，仿冒以后，大家仔细观察，都说毫无破绽，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紧。

第二步是调兵遣将，加以警戒。因为有确实情报，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曾集合了一批日本军，在“南满附属地”待机而动；由于跟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未曾联络，为齐藤所解散。河本复又不断要求日本领事馆准其出兵维持南满附属地以外的秩序，未获要领；接着日本浪人在日侨住宅及商业区，一连四次自掷炸弹，希望制造事端，引起混乱，但以中国军警，沉着应付，阴谋失败，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

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方使发布张作霖伤重不治的消息，布设灵堂，正式发丧。张学良同时宣布就任奉天督办一，停止军事行动。吴俊升的黑龙江督办的遗职，则由万福麟接替。

其时，北京已由阎锡山的部队接收，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表示权负责治安，政治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统一告成，对外关系另辟新纪元，十六日发表“对内宣言”，揭示“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莹免苛税，裁减兵额”五大要政。

但看来全国统一，其实还有缺陷，阎锡山派奉系将领于珍、邢士廉到沈阳，劝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北危机。

东北危机甚多，眼前所需应付的，就是履行日本包办铁路的问题；张学良已下定决心，不理会这件事。

“什么包办铁路？我不知道。”

“是令尊代表中国，跟敝国签订的条约。”林久治郎问道：“阁下怎么说不知道？”

“喔，条约！”张学良答说：“所有重要文件都在先父遇险的那一刻，炸毁了。”

林久治郎没有想到，张学良有这样一个借口；当时气急败坏地说：“这整个交涉，都是杨总参议经办的，他完全知道。”

“喔，”张学良淡淡地答说：“他现在深州，跟白崇禧一起料理撤军的事，等他回来再说吧！”

一句话将林久治郎挡了回去。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方又见面——那天是张学良受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新职就任之日，林久治郎特地前来道贺。

“我们已看到了贵总司令南北息争言和的通电。不知道你跟南京政府有联络没有？”

“尚无联络。”

“听说阎锡山派了代表来，劝阁下接受南京政府的职位，是吗？”

“什么职位？”张学良又说：“你弄错了！于珍、邢士廉是回来归队。”

“南京政府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地位亦尚未稳定，东北并没有与之联系的必要。而且，”林久治郎意味深长地说：“阁下亦宜在培养基础上下点工夫。”

国民党原来容共，而张作霖则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封华俄道胜银行，搜查俄国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蒋介石及一班国民党元老，原来便已对客共一举，不以为然；由于受张作霖的坚决反共态度，认为容共为南北统一的一大障碍，因而决定反共清党。张作霖这次愿意交出政权，就是认同清党以后的国民党的一种表示。张学良认为东北服从中央，至少在他个人无悖于老父的素志，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决，不必与林久治郎争辩，妄言妄听，一笑而已。

倒是最后一句话，张学良颇有警惕，而且觉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在内部，东北上下一致，全体拥护；但在外面，亦就是日本方面，军阀、政府甚至张家的顾问，对于谁应继承张作霖，有不同的意见，松井七夫看中杨宇霆；齐腾恒看中张作相；河本大作看中张景惠。主张维持张学良的，只有一个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不过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眼前一动不如一静；张学良的地位，眼前还不致受到威胁，长此以往，就很难说了。

由于有这样的警觉，张学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来自日本的压力，应该是他今后需要格外着力的问题。

痛定思痛，张学良很想找出父难的真相。家人及亲信僚属，私下谈论，都怀疑杨宇霆、常荫槐及町野武

在青蔴坎村。青马坎就是在现在的辽宁省辽中县于家房镇。

三界沟的范围应该广了一些，于家房镇是在浑河太子河的边上，辽阳、鞍山、辽中的三界交叉点所以顾名思义三界沟。

赵家庙应该离现在的台安县不远，因为评书里的八角台就是现在的台安县。

青麻坎村座落在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于家房镇。山清水秀，空气好，天蓝水清。

青麻坎村与周边地点：青麻坎桥，坝墙子，四家子，前房子村，东小高力房，西吴家，莲花坑，后吴家，前坝墙子，孤树泡，铁匠炉村，漾子泡桥。

主要农产品：葱、红苕、绿豆芽、红苹果。

青麻坎村是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于家房镇下辖的行政村，城乡分类代码为220，为村庄。

区划代码为210115101201，居民身份证号码前6位为210115。

邮政编码为110000，长途电话区号为024，车牌号码为辽A。

青麻坎村与高家窝棚村、插拉村、代家房村、漾子泡社区、花家房村、于家房社区、韩家洼子村、陡沟子村、范家窝棚村、上顶子村相邻。

青麻坎村附近有蒲河国家湿地公园、沈阳永吉寺、沈阳珍珠湖、花溪地休闲农业体验园、沈阳世外桃源渡假村等旅游景点，有辽中玫瑰、辽中葡萄、辽中大米、辽中鲫鱼、辽中寒富苹果等。

清明上河图

清明上河图〔24.8*528.7cm〕〔绢本设色〕

是北宋画家张择端存世的仅见的一幅精品，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早年游学汴京，后习绘画，宋徽宗赵佶（1101年—1124年在位）时期供职翰林图画院。专工中国画中以界笔、直尺划线的技法，用以表现宫室、楼台、屋宇等题材，尤擅绘舟车、市肆、桥梁、街道、城郭。他的画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张择端的画作，大都散佚，只有《清明上河图》卷完好地保存下来了。这幅画高24.8厘米，长525厘米。这幅画描绘的是汴京清明时节的繁荣景象，是汴京当年繁荣的见证，也是北宋城市经济情况的写照。通过这幅画，我们了解了北宋的城市面貌和当时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总之，《清明上河图》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北宋年间的汴京极盛，城内四河流贯，陆路四达，为全国水陆交通中心，商业发达居全国之首，当时人口达100多万。汴京城中有许多热闹的街市，街市开设有各种店铺，甚至出现了夜市。逢年过节，京城更是热闹非凡。为了表现京城的繁荣昌盛，张择端选择了清明这个重要节日的景象进行59表现。《清明上河图》着重描绘了北宋首都水陆运输和市面繁忙的景象。

《清明上河图》的中心是由一座虹形大桥和桥头大街的街面组成。粗粗一看，人头攒动，杂乱无章；细细一瞧，这些人是不同行业的人，从事着各种活动。大桥西侧有一些摊贩和许多游客。货摊上摆有刀、剪、杂货。有卖茶水的，有看相算命的。许多游客凭着桥侧的栏杆，或指指点点，或在观看河中往来的船只。大桥中间的人行道上，是一条熙熙攘攘的人流；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有挑担的，有赶毛驴运货的，有推独轮车的……大桥南面和大街相连。街道两边是茶楼，酒馆，当铺，作坊。街道两旁的空地上还有不少张着大伞的小商贩。街道向东西两边延伸，一直延伸到城外较宁静的郊区，可是街上还是行人不断：有挑担赶路的，有驾牛车送货的，有赶着毛驴拉货车的，有驻足观赏汴河景色的。

汴河上来往船只很多，可谓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有的停泊在码头附近，有的正在河中行驶。有的大船由于负载过重，船主雇了很多纤夫在拉船行进。有只载货的大船已驶进大桥下面，很快就要穿过桥洞了。这时，这只大船上的船夫显得十分忙乱。有的站在船篷顶上，落下风帆；有的在船舷上使劲撑篙；有的用长篙顶住桥洞的洞顶，使船顺水势安全通过。这一紧张场面，引起了桥上游客和邻近船夫的关注，他们站在一旁呐喊助威。《清明上河图》将汴河上繁忙、紧张的运输场面，描绘得栩栩如生，更增添了画作的生活气息。

张择端具有高度的艺术概括力，使《清明上河图》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清明上河图》丰富的内容，众多的人物，规模的宏大，都是空前的。《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疏密相间，有条不紊，从宁静的郊区一直画到热闹的城内街市，处处引人入胜。

北宋以前，我国的人物画主要是以宗教和贵族生活为题材。张择端虽然是在翰林图画院供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院体画”或“院画”，但他却把自己的画笔伸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之中，创作出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画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人物。而且，张择端对每个人物的动作和神情，都刻画得非常逼真生动。这充分说明，张择端生活的积累非常丰厚，创作的技巧非常娴熟。

清明上河图详细介绍

《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传世名作、一级国宝。《清明上河图》是中国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不但艺术水平高超，而且围绕着它还流传下来许多有趣的故事。

《清明上河图》以精致的工笔记录了北宋末叶、徽宗时代首都汴京（今开封）郊区和城内汴河两岸的建筑和民生。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总计在五米多长的画卷里，共绘了五百五十多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等牲畜五、六十匹，车、桥二十多辆，大小船只二十多艘。房屋、桥梁、城楼等也各有特色，体现了宋代建筑的特征。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描写北宋汴京城一角的现实主义的风俗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水平。

绘画史上名为《清明上河图》的画幅很多，但真本毕竟只有一幅。经过众多学者、专家对这一专题的研究，大家意见基本一致，都认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这幅是北宋张择端的原作。其它的同名画作，均为后来的摹本或伪托张择端的臆造本。

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的画卷本幅上，并无画家本人的款印，确认其作者为张择端，是根据画幅后面跋文中金代张著的一段题记。张著的题记也仅寥寥数语："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不过，张择端的姓名并未见于北宋后期成书的《宣和画谱》，有人推测说，可能他进入画院时间较晚，编著者还来不及将其收编书中。

《清明上河图》在细节描绘上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临摹画制作精美,也是一种商业艺术,它更是你收藏,赠给亲朋好友的绝佳艺术礼品!

白寿彝任顾问的《中国通史(彩图本)》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全卷所绘人物五百余位，牲畜五十多只，各种车船二十余辆艘，房屋众多，道具无数，场面巨大，段落分明，结构严密，有条不紊。技法娴熟，用笔细致，线条遒劲，凝重老练。反映了高度精纯的绘画功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同时，因为画中所绘为当时社会实录，为后世了解研究宋朝城市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在“张择端”条内对《清明上河图》的评价是一幅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风俗长卷。画家成功地描绘出汴京城内及近郊在清明时节社会上各阶层的生活景象。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和小市民。对人物、建筑物、交通工具、树木、水流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非常巧妙，整体感很强，具有极大的考史价值。此后历代绘制的都市风俗画，无不受其影响。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绘制的不朽杰作《清明上河图》，是我国绘画史上的无价之宝。它是一幅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长卷风俗画，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汴京承平时期的繁荣景象。

张择端，字正道，南北宋之交的画家，东武(今山东诸城)人。《清明上河图》是张择端在宋徽宗朝任朝翰林画院画史时所作。这幅长卷为绢本，淡着色，画幅高24.8厘米，长528.7厘米。

张择端完成这幅歌颂太平盛世历史长卷后，首先将它呈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因此成为此画的第一位收藏者。作为中国历史上书画大家的宋徽宗酷爱此画，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法亲笔在图上题写了“清明上河图”五个字，并钤上了双龙小印(今佚)。

这件享誉古今中外的传世杰作，在问世以后的800多年里，曾被无数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欣赏，是后世帝王权贵巧取豪夺的目标。它曾辗转飘零，几经战火，历尽劫难……它曾经五次进入宫廷，四次被盗出宫，历经劫难，演绎出许多传奇故事。

明嘉靖三年(1524年)，《清明上河图》转到长洲人陆完的手里(陆完字全卿，成化年间中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名重一时)。明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载：陆完死后，他的夫人将《清明上河图》缝入枕中，不离身半步，视如身家性命，连亲生儿子也不得一见。陆夫人有一娘家外甥王某，言辞乖巧，非常会讨夫人欢心。王某擅长绘画，更喜欢名人书画，便挖空心思向夫人央求借看《清明上河图》。反复恳请后，夫人勉强同意，但不许他带笔砚，只许他在夫人阁楼上欣赏，而且不许传给别人知道。王某欣然从命，往来两三个月，看了十余次以后，竟临摹出一幅有几分像的画来。当时专横跋扈的大奸臣严嵩正四处搜寻《清明上河图》，都御史王忬得知后，便花800两纹银从王某手中购得赝品，献给严嵩。严嵩府上有一装裱匠汤臣，认出画是假货，便以此要挟王忬，令其出40两银子贿赂自己，但王忬对其不予理会。汤臣恼羞成怒，在严嵩设宴欢庆时，将图上旧色用水冲掉，严嵩在众人面前大为窘迫，以后便寻机将王忬害死，临摩此画的王某也因此受到牵连，被抓去饿死狱中。

实际上，陆完死后，其儿子急等钱用，便将《清明上河图》卖至昆山顾鼎臣家，后被严嵩父子强行索去。这之前严嵩确曾托王忬买过“名画”，王忬也确曾买苏州人王彪之摹本献给严嵩，后被识破。

隆庆时，严嵩父子被御史邹应龙弹劾，终于官场失势，严世蕃被斩，严府被抄，《清明上河图》再度收入皇宫。

《清明上河图》到清朝后先由陆费墀(安徽相乡人)收藏。陆费墀是乾隆时进士，他得图后也在上面钤印题跋。后被毕沅购得。毕沅(1730-1797)，镇洋(今江苏太仓)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进士。毕沅生平喜爱金石书画，家中收藏颇为丰富。他得《清明上河图》以后，与其弟毕泷(清代收藏鉴赏家)同赏，现今画上有二人印记。

毕沅在关中任职时，对地方上的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些却成了他的“罪行”。毕沅死后不久，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掉，家产也被抄没入宫。

清廷将《清明上河图》收入宫以后，便将它收在了紫禁城的迎春阁内。嘉庆帝对其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此后，《清明上河图》一直在清宫珍藏，虽然经历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

1911年以后，《清明上河图》连同其他珍贵书画一起，被清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盗出宫外，先存在天津租界内的张园内。1932年，溥仪在日本人扶植下，建立伪满洲国，于是这幅名画又被带到长春，存在伪皇宫东院图书楼中。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日本侵略者的末日也到了。溥仪和他的日本主子一见大事不好，便乘飞机逃往大栗子沟，伪满皇宫因失火而一片狼藉。混乱之中，有不少人便趁机进宫“抢洋捞”，伪皇宫的大批珍贵之物便在这场动乱中流散到了民间，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4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长春。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1947年，张克威同志调到东北行政委员会工作，临行前他将这十余幅卷轴交给了当时开辟东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枫同志。

《清明上河图》经林枫之手进了东北博物馆，后来又调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存。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大干将之一李作鹏，曾利用权势将《清明上河图》强行从故宫博物院“借”出，据为己有。他还伙同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一起，霸占了其他一大批珍贵文物。林彪倒台后，《清明上河图》才又重见天日，如今依然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中。

《清明上河图》究竟画了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千百年来，它的魅力一直不衰？

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

《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三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毕备，毫纤俱现，极富情趣。

《清明上河图》大至原野、浩河、商廊，小至舟车人物、摊铺、摆设、市招文字皆统组一起，真实自然，令人有如临其境之感。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有如一气呵成，充分表现了画家张择端的过人笔力，不愧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宝。

据图后明人李东阳的题跋考据，《清明上河图》前面应还有一段绘远郊山水，并有宋徽宗瘦金体字签题和他收藏用的双龙小印印记，而今这些在画上都已不见。原因有两种，一种可能是因为此图流传年代太久，经无数人之手把玩欣赏，开头部分便坏掉了，于是后人装裱时便将其裁掉；一种可能是因宋徽宗题记及双龙小印值钱，后人将其故意裁去，作另一幅画卖掉了。

还有许多专家猜想《清明上河图》后半部佚失了一大部分，因为画不应该在刚进入开封城便戛然而止，而应画到金明池为止。

《清明上河图》

中国古代书画上除了作者的题跋和钤印外，往往还有收藏者的题款和钤印。我国有这样一幅名画，上署有许许多多人的题跋，盖有密密麻麻的鉴藏印章。可见它经过了许多官方和私家收藏者之手。这就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它历经八、九百年的岁月沧桑，饱经劫难，有的收藏者为其而遭不幸，作品终于幸免于难而保存下来。

《清明上河图》的作者是宋代画家张择端。张择端是山东人，早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学习绘画，后为北宋画院画师。虽然有关他的记载很少，但这幅了不起的作品，使后人永远地记住了他。《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绢本设色长卷，高248厘米，长528厘米。图中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京在清明时节的繁华热闹的景象。清明上河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如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人们藉以参加商贸活动。全图规模宏大，结构严谨，大致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市郊景画，第二段是汴河，第三段是城内街市。

先是汴京郊外的景象。农民在田里耕作，有钱人扫墓归来。路上，驮队、挑夫、骑马坐轿的人物正匆匆进城。接下去是最精彩的部分--汴河。汴河上的拱桥如一道彩虹，桥上行人如潮，熙熙攘攘，磨肩擦踵，桥下舟楫相竞相争。许多细小情节刻划得极有情趣。如桥头一匹惊马造成险情，毛驴被惊吓，好奇的人在围观。接着又描绘汴京的街市。汴京作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中官府衙门、民居宅院、作坊店铺、茶肆酒楼，屋宇错落，林林总总，街上车水马龙，九流三教，应有尽有，百业兴隆，热闹非凡。画面又展开一幅从容的景象，有张有驰，形成有趣的对比和节奏感。画家通过对汴京城内建筑、商贸、交通、运输几个方面的描绘，再现了北宋都城的繁华和发达。

《清明上河图》中画有五百五十余人，各种牲畜六十多匹，木船二十多只，房屋楼阁三十多栋，推车乘轿也有二十多件。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为历代古画中所罕见。可贵的是，画中每个人物、景象、细节，都安排得合情合理，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画面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繁而不杂，多而不乱。充分表现了画家对社会生活的深刻洞察力和高度的艺术修养和表现能力。《清明上河图》既是一件伟大的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珍品，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北宋大都市的商业、手工业、民俗、建筑，交通工具等丰富的形象资料，因此，它还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

在中国美术史上，《清明上河图》可谓是一幅最具传奇色彩的作品，也是历朝历代被临摹最多的一幅作品。从古至今关于《清明上河图》版本的考证、真伪的争辩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和不解之谜；千百年来历朝历代的皇宫贵族、文人墨客，对于《清明上河图》的掠夺和收藏从未停息过。《清明上河图》真迹是如何现世的？它的作者张择端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清明上河图》真迹惊现世间

公元1912年2月12日这一天，中国封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它宣告了中国封建王朝两千多年的统治大梦，顷刻间土崩瓦解。根据“优待条例”，溥仪仍然住在皇宫紫禁城内。溥仪同中国任何一位封建皇帝不同，他少年时期接受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教育，从小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一直有出国留洋的梦想。为了离开皇宫后能有充足的经费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想到了皇宫中收藏的大量珍宝、字画。由此，历经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清明上河图》，四次被收进皇宫，又一次次神秘失踪，这一次又开始了它神秘而漫长的旅程。

离开了皇帝宝座的溥仪利用自己的皇权，从1922年11月16日开始，到1923年1月28日的73天时间里，以“赏赐”其弟爱新觉罗·溥杰的名义，将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移出皇宫。这些中国历代珍贵的书画精品，每一件都价值连城。其中，《清明上河图》就有四卷之多，包括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明代画家仇英仿画的《清明上河图》，以及明代其他画家以苏州为背景仿画的“苏州片”《清明上河图》等。尤其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堪称中国美术史上的稀世神品，是历朝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珍品。

1925年2月24日，农历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的日子，溥仪打扮成商人的模样，在日本人的监护下，来到天津法租界的张园，他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移出紫禁城的大量珍宝、字画，也秘密地转移至天津，《清明上河图》陪伴着溥仪在天津度过了七年多的时光。

1932年3月8日，溥仪在侵华日军的操纵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珍宝、字画，从天津迁往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清明上河图》又陪伴着溥仪，在长春度过了长达13年4个月的岁月。长春伪皇宫的“辑熙楼”，见证了溥仪和他的家眷在长春度过的时光。“辑熙”的名字是溥仪自己起的，“辑熙”二字出自于《诗经·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辑熙敬止。”然而溥仪认为，“辑熙”的“熙”字，与康熙皇帝的“熙”字相同，溥仪非常崇拜康熙皇帝的才华和治国方略，因此，“辑熙”二字的含义不言而喻，溥仪是想秉承先祖康熙皇帝之志恢复满清大业。为此，人们不难揣测出溥仪如此喜爱《清明上河图》的原因；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清明上河图》的目的，无不是被《清明上河图》中这梦幻般的繁华祥瑞之气所迷醉。

1945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通知溥仪迁都通化，溥仪心中明白，所谓的迁都实际上是逃亡，溥仪请山田乙三宽限3天的时间打理行装。实际上，溥仪最放心不下的，是那些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珍宝、字画。13年来，《清明上河图》和大量的珍宝、字画，一直封存在长春伪皇宫后面的书画楼里，只有溥仪和少数贴身随从知道书画楼里面封存的秘密。溥仪和贴身随从匆匆忙忙进入这座神秘的“小白楼”，他从大量的珍宝、字画当中精选了一些珍品逃往通化，剩下的珍宝、字画被一些侍卫哄抢。其中，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有哪一卷被溥仪带在身边？哪一卷流失于民间？人们不得而知……

溥仪带着一部分珍宝、字画和家眷，匆匆逃往通化长白山脚下的小山村——大栗子沟。溥仪在大栗子沟仅仅住了3天，之后又匆匆忙忙赶往沈阳，准备从沈阳逃往日本。溥仪又从长春伪皇宫带来的珍宝、字画中再一次进行甄选，只选了少量的珍宝、字画，带着弟弟溥杰和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一个随侍逃往沈阳，而将大部分家眷和一些珍宝、字画留在了大栗子沟，这些被遗弃在大栗子沟的珍宝、字画，有的被瓜分，有的被烧毁，最后被解放军收缴。

1945年8月19日，溥仪在沈阳机场乘飞机准备逃往日本，飞机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字画被苏联红军截获，溥仪被苏联红军遣往苏联赤塔，后转至伯力，五年之后，溥仪被遣送回国，四个不同版本的《清明上河图》下落不明。

1950年冬天，东北局文化部开始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书画鉴定专家杨仁恺先生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有些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些书画作品已经破损。当杨仁恺先生打开一卷残破的画卷时，顿时惊呆了，这幅长卷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法式，杨仁恺先生随后对这幅画卷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细致的考证，这幅长卷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这幅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的题跋丰富、详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尤其是画卷之后金代张著的题跋中明确地记载：“翰林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人也，幼读书，游学于京师，后习绘事，本工其‘界画’，尤嗜于舟车市桥郭径，别成家数也，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大定丙午清明后一日。”难道这就是被历代皇宫、贵族争相收藏的稀世神品——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吗？

杨仁恺先生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中，立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高度关注，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先生，将这幅画卷调往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绘画长卷就是千百年来名闻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终于再一次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长卷，纵24.8厘米，横528厘米，根据专家统计，《清明上河图》共画有人物684人，牲畜96头，房屋122间，树木174株，船25艘，车15辆，轿8顶。如此浩瀚的画卷，画面结构严谨，有条不紊，人物的各种活动，刻画的非常细致生动，前后呼应，一气呵成。“界画”画法，娴熟自然。《清明上河图》共有历代13个收藏家写的14个跋文，钤章96方。仅末代皇帝溥仪的钤章就有3枚之多，足以证明溥仪对《清明上河图》的青睐；只有《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煌煌巨制，才可以容得下一代帝王的千秋大梦。

·《清明上河图》

国宝《清明上河图》历经兵火，几遭劫难，历代收藏家和鉴赏家曾把玩、鉴赏留下了几许妙语佳话，更有许多待揭之谜。

北宋画家张择端绘制的长卷风俗画《清明上河图》，是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它和唐人韩?创作的《五牛图》一样，被称为画苑“国宝”。其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他用瘦金体书写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和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于鉴赏或收藏艺术品时铃记），可证画成后最初收藏在皇宫，公元1126年汴京陷落后，宫中所有名贵文物包括这幅名画，统统被金人掠去，金人初不识此画的价值。又过了59年，即金世宗大定26年（1186），金人张著最早在《清明上河图》上撰跋文转引《向氏评论图画记》说，证实宋人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始定下来。

历史上对张择端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年代，以及“上河”一记号曾有过一些争论，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从金代以来，似无异议。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不但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双龙小印，并且还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样一来，这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就更不用怀疑了，近代及当代美术史家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春景”之说。但是，也有人对此提出异议。

对春景之说首先怀疑者是开封市教师孔宪易先生。他在1981年《美术》杂志第二期上发表《清明上河图的“清明”质疑》一文，列举了八项理由，认定《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一、画卷右首有驮负10篓木炭的驴子。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若说清明节前后进暖炉炭，违背宋人生活习俗。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梁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

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更为有趣的是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

OK，本文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