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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图就能纹，阴阳图和八卦图是没什么忌讳的.

阴阳鱼是指太极图中间的部分，太极图被称为“中华第一图”。这种广为人知的太极图，其形状如阴阳两鱼互纠在一起，因而被习称为“阴阳鱼太极图”。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这是对太极图最好最精髓的诠释。阴阳鱼存在广泛，在孔庙大成殿梁柱、楼观台、三茅宫、白云观的标记、道士的道袍、算命先生的卦摊、中医、气功、武术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刊封面、会徽会标、韩国国旗、韩国空军军徽、蒙古国国旗、蒙古国军徽、安哥拉空军军徽、新加坡空军机徽、玻尔荣誉勋章……等等都有体现。

起源

编辑

太极图被称为“中华第一图”。从孔庙大成殿梁柱，到老子楼观台、三茅宫、白云观的标记物；从道士的道袍，到算命先生的卦摊；从中医、气功、武术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刊封面、会徽会标，到南韩国旗图案、新加坡空军机徽、玻尔勋章族徽……等等，太极图无不跃居其上。这种广为人知的太极图，其形状如阴阳两鱼互纠在一起，因而被习称为“阴阳鱼太极图”。

“太极图”既然流行得如此久远、如此广泛，自然它的起源和流变问题就成了人们的兴趣焦点。在考察它源流之前，应弄清楚“太极图”的名称和图形的关系问题。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同一名称，却指不同图形，被称作“太极图”的除了阴阳鱼图形外，还有五层图形(即习惯上所称的“周敦颐太极图”)、空心圆图形、黑白半圆图形等(实际上后几种图形被称作“太极图”的时间大大早于前者)；一是同一图形，却有不同的名称，如阴阳鱼“太极图”，早期称作“先天图”、“河图”、“先天自然河图”、“先天自然之图”、“古太极图”等；五层“太极图”又称“无极图”、“太极顺逆图”、“太极顺生图”、“丹道逆生图”等(当然两类太极图的图形各自都稍有差异)。本文仅对阴阳鱼太极图(下文简称“太极图”)作一考察，有关五层太极图的考证将另撰文。

现代有不少人认为太极图起源于原始时代，甚至有人认为是太古洪荒之时外星人馈赠地球人的礼物，或本次人类文明以前上一次甚至两三次文明毁灭时遗留下来的唯一信物。太极图又是根据什么演变而来的呢?陈立夫先生认为：“大陆先后所出土之古太极图，较《周易》及《乾凿度》之成书，尚早三、四千年。诸如陕西永墨韵太极靖所出土六千五百年前（伏羲时代）双耳彩陶壶上之双龙古太极图（藏瑞典远东博物馆），乃使用毛笔中锋所画，竟早于孔子四千年。又出土商代及西周之多件青铜器上，亦契有雌雄双龙相互缠绕之太极图。”(《关于太极图的一些问题》)陈先生将双龙相互缠绕之图直接称为“双龙太极图”。双龙缠绕图实际上就是华夏始祖“伏羲女娲交尾图”；此外有人认为太极图来源于“”、“”符号(青海民和县和乐都柳湾、辽宁翁牛特旗石棚山、广东曲江石峡中层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都刻有这种符号)，双鱼纹样图形(陕西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人面鱼纹彩陶盆)，双凤纹样图形(新石器时代骨刻与陶绘、河姆渡文化中有这种纹饰)，近前有人声称太极图来源于河南洛油伏羲台下黄河与洛书相汇后形成的“涡漩”(见《郑州日报》1993年3月8日第八版)。

这些图形到底是不是太极图的来源?如果单就这种图形纹样而言，显然无法直接推衍出太极图。因为类似的图案在其他民族就没有演变出太极图，如古代巴比伦有双蛇缠绕交尾图案，古希腊、古印度、高加索、小亚细亚等地的遗物(银饰、铜壶、花瓶等)上有：“”纹饰，但这些民族都没有太极图。至于“涡漩”一说，实属荒唐，“涡漩”无处不在，如果从中能看出太极图，那太极图岂不是遍布世界各地了吗?

不过，从这些图形隐含的思想观念看，又不能说与太极图毫无关系。这些图形都是双双交合而成，或双龙、双蛇，或双鱼、双凤，连“”也是由两个相同的符号交叉而成，这是原始社会生殖崇拜的产物。双双图纹，或表示男女(伏羲、女娲)，或表示雌雄(双鱼、双蛇、双龙、双鸟)；两两交叉，反映原始生民对男女、雌雄交合的直观认识。由两性生殖器、男女、雌雄、日月等人体现象、生物现象、自然现象，逐渐体悟出“阴阳”概念，以及阴阳同体、阴阳相对与相交(对待与统一)、阴阳交互作用、阴阳相互转化等等思想理念，这种思想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阴阳文化。《易经》阴阳爻、阴阳卦正是阴阳思想的符号化(线条符号)，太极图的黑白相间、首尾纠合正是阴阳对待统一、消长流行、互根互动理念的最佳图示(图形符号)。

可见，原始时代的这些图纹只不过是太极图的思想渊源，而从中并不可能直接演变为太极图，太极图到底源自何图?最早的太极图为何时何人所作?让我们先来看看前人的论述。

在宋人的著作中，基本上是认为“先天图”(应当包括“阴阳鱼图”或就是“阴阳鱼图”)是从五代宋初陈抟那里传下来的。最有名的是朱震的论述：“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汉上易传·进易说表》)

其实比朱震更早的晁说之已叙述了先天图的流传：“有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以《易》授终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汶阳穆参军修伯长，而武功苏舜钦子美亦尝从伯长学。伯长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节先生雍尧夫。”(《嵩山集》卷十八《王氏双松堂记》)

我们再来看一看与邵雍同时代的人是怎么说的。与邵雍同巷里居住了三十余年的二程兄弟说：“独先生之学为有传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长。推其源流，远有端绪。”(程颢《邵尧夫先生墓志铭》)程氏只上推到穆修，穆修以上则以一句“远有端绪”省略。

邵雍之子邵伯温说：“先君受易于青社李之才，字挺之。为人倜傥不群，师事汶阳穆修。挺之闻先君好学……于是先君传其学。……伯长，《国史》有传，其师即陈抟也。”(《易学辨惑》)

由此可见朱震所说的传承关系是基本可信的。可惜的是这张“先天图”没有随上述文字流传下来，以至今人无法确认它到底是“阴阳鱼图”，还是“先天八卦方位图次序图”，或是别的什么图。

其后详细论述易图流变的是元代的袁桷，他在为宋末谢仲直《易三图》作的《序》中说；“上饶谢先生遁于建安番扬，吴生蟾往受易而后出其图焉”。而谢仲直又得自彭翁，彭翁得自武夷君。武夷君可能就是白玉蟾(白玉蟾道号武夷翁)。袁桷又说：“至荆州袁溉道洁始受于薛翁，而易复传。袁乃授永嘉薛季宣……最后朱文公属其友蔡季通如荆州复入峡，始得其三图焉。……其孙抗秘不复出。……今彭翁所图疑出蔡氏。”(转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卷三)依袁桷说，易三图的流传大致为：

薛翁-袁溉-薛季宣……(蜀之隐者)-蔡季通-蔡抗……武夷君(白玉蟾)-彭翁

(即彭耜)-谢仲直(即谢枋得)-吴蟾

那么蔡元定从四川访得的三图是什么样子?或者说谢仲直的“易三图”是什么样子?今天已经看不到了，袁桷当时就没有说明。胡渭推测：“故首著之季通所得三图，一为先天太极图无疑矣。其二盖九宫图与五行生成图。”

明代初年赵撝谦(1351～1395)在《六书本义》中载有这张图，并说：“此图世传蔡元定得之于蜀之隐者，秘而不传，虽朱子亦莫之见，今得之陈伯敷氏。”当时大多数人都相信这种说法，只有季彭山表示怀疑，他说：“朱子与蔡氏无书不讲明，岂有秘不与言之理?”(转引自明代杨时乔《周易全书》)。胡渭不仅赞同袁桷的说法，而且赞同朱震的说法，认为陈抟以先天图授种放，三传至邵雍，邵雍的“先天古易者，悉本此图可知也。”断定此图出自陈抟，源自《参同契》。

我认为说阴阳鱼太极图源于《周易参同契》“水火匡廓图”或“三五至精图”，也是值得分析的。后两图传为五代彭晓为诠释《周易参同契》而画的图，而经查《正统道藏》，彭晓《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中并没有这两幅图，而只有一幅“明镜图”。(当然不能排除其他失传的版本中载有这两幅图。)退一步说即使彭晓作过这两幅图甚至哪怕《参同契》中就有这两幅图，也不能断定它就是太极图的源头，其道理同上述一样，从这两幅图的图形上看不出可以推衍出太极图的痕迹，但却有思想渊源关系。《参同契》首章说：“坎离匡廓，运毂正轴。”特别强调坎离，坎离为日月、日月为“易”。坎为阴中有阳，离为阳中有阴。“水火匡廓图”正是对坎(水)离(火)二卦的形象表示。这种阴阳相合，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消长流变的思想不正是太极图的基

本思想吗?从袁桷等人所叙流传谱系看，太极图道教是很有关系的。武夷君白玉蟾是道教内丹派南宗第五祖，“蜀之隐者”可能就是蜀中道士。

思想上的渊源关系并不等同于图形上的渊源关系。看来要考察太极图源自于什么图是很困难的事。我们还是来考证一下最早的太极图是何人所作这个问题吧。

首先要给太极图的图形定一个标准(正因为没有一个标准，所以上述原始时代的图形统统被称作“太极图”)，真正的太极图应当是内为阴阳鱼互纠图案、外为八卦或六十四卦环形图案。至于陈抟所传的“龙图”、“先天图”是不是这种图形，已无法考证。因而难以判断陈抟就是作此图的第一人。薛翁、蜀之隐者是否作此图，同样无考。检索现存文献资料，发现最早的一张太极图在南宋张行成的《翼玄》中。

张行成，生卒年不详，约生活于公元十二世纪，绍兴(113l～1137)进士，乾道二年(1166)向皇上进呈易学七书，其中《翼玄》即载有此图。

《翼玄》又作《翼元》，现存版本为两种，一是清乾隆李调元辑刊的《函海》本，一是1935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丛书集成初编》，据《函海》本排印本。

今人郭或先生在《周易研究》1995年第4期发表《易先天图－－浑天象非张行成之

图》，其理由有四点：(1)张行成的“太极观是具体的六爻卦，是形而下的。”“与后来朱熹、蔡元定以《先天图》环中之‘中间虚者’为太极的宇宙论是不同的”。(2)洪迈没有提及，朱熹也没有评论。(3)邵雍并不以浑天术言天。(4)《翼玄》是注释《太玄》的，“用以明三元符号系统《太玄》的书中，又怎能有此二元符号系统的图呢?”我认为这几点意见很值得商榷。

第一，无论是“形而上”太极观还是“形而下”太极观，与阴阳鱼太极图都没有直接关系，郭氏说：张行成“既不以先天图中间虚处为太极，就不会有此《易先天图——浑天象》之图”。真不知这两者之间有何关系?阴阳鱼太极图中间并不是虚处，而恰恰是实处(由黑白两色交互构成)，如按郭氏的说法，恰是“形而下”，由“形而下”的太极观演变出“形而下”的图形不是更自然、合理吗?(当然并非如此简单，下文将具体分析)倒是“中间为虚处”的所谓“形而上”太极观只能派生出空心圆太极图，而难以派生出“阴阳鱼交互”这种“形而下”太极图。

第二，说掌管国史图书的洪迈如果见到阴阳鱼太极图就不会以黑白半圆表示两仪(“六十四卦生自两仪图”)。这种推测是没有说服力的。无论洪迈是否看见阴阳鱼图，都没有理由强迫他不许采用黑白半圆太极图，他可以不喜欢阴阳鱼图而更偏爱黑白半圆图。事实上，当时大多数人都是偏爱黑白半圆太极图的，因为它简单明快地表示了太极生两仪之理(这一点并不亚于阴阳鱼图)。如朱熹评论：“龟山取一张纸，画个圈子，用墨涂其半，云：这便是《易》。此说极好!《易》只是一阴一阳，做出许多般样。”(《朱子语类》卷六十五)“图左一边属阳，右一边属阴”。(同上)再说朱夫子无论怎样“博学多识”，也可能有未见到的东西。以此作为论据是站不住脚的。

而事实上绍熙四年(1193年)朱熹托蔡元定入蜀寻找易图，蔡从蜀之隐者手中求得三图后，可能给朱熹看过，因为庆元二年(1196年)朱熹在给蔡季通的信中说：“前日所说磨崖刻河、洛、先天诸图，适见甘君说阁皂山中新营精舍处，有石如削，似可镌刻，亦告以一本付之。‘先天’须刻卦印印之，乃佳。……三图须作篆，乃有古意，便当遣人送伯谟处也。”(《朱文公文集·续集》卷二《答蔡季通书》六十、六十一)这里说的“先天”图很可能就是这张“先天太极图”(外套六十四卦的阴阳鱼图)。可是到了次年(庆元三年，1197年)刻在阁皂山的图都只有“河图”、“洛书”两幅。为什么最终没把“先天图”刻上去呢?我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磨岩镌刻比较困难，因为此图外套六十四卦(这一点可以肯定，至于里面是“阴阳鱼”图还是六十四卦方图已不可考)，要把这些复杂的卦爻刻上去是较困难的，所以朱熹设想“刻卦印印之”。二是与河、洛二图比较并不重要。根据胡渭的推测，此图“出希夷，源自伯阳，不若根柢大传五十有五之数为得其正耳。”可见这张图不如河、洛来得正宗。胡渭这句话是解释蔡季通“秘而不传”的原因的，而实际是蔡季通、朱熹都觉得没那么重要，加上镌刻又困难，所以就弃而不刻了。对此，束景南先生认为；所以只刻二图，是因为八分的“河图”与九宫的“洛书”本已包含了这张图，三图本为一图。(《中华太极图与太极文化》第20页)这种说法是可疑的，因为以阴阳鱼为底的河图、洛书是否存在本身就不能确定，怎么能说“三图本为一图”呢?

真正重视这张图并从中悟出“妙”道的除张行成本人外，就算是赵撝谦了，他说：“尝熟玩之，有太极函阴阳，阴阳函八卦自然之妙。”这个“妙”字是赵氏反复把玩(“熟玩”)之后才悟出来的，可见前人并没有这样去把玩，没有领悟个中妙处，当然也就不予重视了。因而不能以洪迈、朱熹没有评论过阴阳鱼图就否定张行成传过或作过此图。

第三，邵雍是否以浑天象言天在这里并不重要，问题是张行成是怎样理解邵雍先天图的。郭文中“易先天图”与“浑天象”之间用了破折号，而在《翼玄》中，“浑天象也”四字为双行小字附在“易先天图”的下面，显然是注释语，而郭氏却误以此为正文。张行成认为“易”就是浑天象，邵雍先天图就是主浑天说。“盖浑之理无异，唐一行能知之，而盖天家学失其本原，故子云、康节，皆非其说也”(《翼玄》卷一)认为邵雍不赞成盖天说。他还明确指出：“盖易者，天用地之数……浑天象也；玄者，地承天之数……盖天象也。”

第四，郭氏说《翼玄》中不可能有二元符号的图。不知郭先生是否阅读过《翼玄》?《翼玄》几乎通篇都是在比较《易》和《玄》的，换言之，《翼玄》正是通过与《易》的比较而注释《太玄》的，可以说处处都有“易”，处处都有二元符号。如卷一开宗明义：“一者，玄也。一生三，其数成六，天之用也。故易一卦六爻”。“易，天也，分于地者，君用臣也；玄者，地也，宗于天者，臣尊君也。”“玄用九数，故中于八；易用十五数，故中于九。易兼九六，玄独用九也。易之八者天体，玄之九者地用也。”再说“易先天图”正是与“太玄图”比较而列的，并认为“先天图”为浑天象，“太玄图”为盖天象。

以上四点仅针对郭文进行辩论，也只能说明张行成可能作太极图(易先天图)，还不足以证明太极图必定为张行成所作。这就需要从张行成自己的著述中加以分析。张行成在《翼玄》中提到的“易先天图”大概有三个：一个是先天方图，一个是先天圆图，一个是方圆合一图。

(一)易方圆合一图。卷一：“易方圆二图，天地相为体用也。”“盖易者，天用地之数，方圆二图合于一者，以圆包方，地在天内，浑天象也。”卷七：“易图方圆合一者，地在天中，浑天象也。”此图，即邵雍先天六十四卦方位图，图亦载于朱熹《周易本义》卷首。

(二)先天方图。卷一：“先天方图，乾位西北，坤位东南，天门地户也……”卷九：“先天方图从地而变，则一卦偏交八卦，是为六十四卦。”此图即邵雍先天方位图中的方图，表示被天包着的地。

(三)先天圆图。卷一：“易之圆图，自一阴一阳以口口口二则，由外而之内。”张行成对这张图似乎情有独钟，往往单称它为“先天图”。如卷十：“先天图合为一天也。”“先天图右行者，逆生气以变时也；左行者，顺布气以生物也。天地之道，逆境所以自生，顺境所以生人，亦忠恕之理也。…‘先天象圆，合乎一者天也。”

先天圆图中间加上“阴阳鱼”图形是完全合情合理的。“阴阳鱼”形正是对六十四卦方位圆图的形象说明。《翼玄》中已用了先天图“右行”、“左行”的字眼，除以上引文外，卷十还说：“易先天爻象图，自乾坤始者，阴阳之象，上下皆右行；自复遇始(当为“垢”之误)者，阴阳之象，上下皆左行，列于二也。”阴阳鱼”的左行、右行不正是卦爻的左行、右行吗?“列于二”如不是指阴阳——黑白二色的排列，那又是指什么呢?

张行成在另一专著《易通变》中，载十四图，其中第一幅图即“有极图”，“有极图”即“先天图”。此图实为方圆合图(圆图变形为八边形)。其中对圆图的解释可见看出“阴阳鱼”图的蕴义。“太极包含万象，以为有而未见，以为无而固存。……天地之象已具乎浑沦之中，太极之全体也。”(卷一)“圆图右行者，六变未有一之卦也；左行者，五变已有一之卦也。”(卷一)“先天图自一阴一阳六变各至于三十二，是为地之一柔一刚，复垢代乾坤以为父母，刚柔承阴阳以成变化，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卷一)以阴阳爻的变化解释六十四卦圆图的排列，而“阴阳鱼”图形恰好准确而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卦爻变化。

在“阴阳鱼”图形中，右上方“白鱼”左行由大到小，依次为乾、兑、离、震(包括由这四卦作为下卦的4X8=32卦)，表示阳爻逐渐减少；左下方“黑鱼”右行由大到小，依次为坤、艮、坎、巽(包括由这四卦作为下卦的4X8=32卦)，表示阴爻逐渐减少。而阳爻减少的同时，阴爻在增多；阴爻减少的同时，阳爻在增多，所以用“黑白鱼”互纠表示。两个“鱼眼”则表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其中“白鱼”中的“黑眼”表示离卦，“黑鱼”中的“白眼”表示坎卦。

在《翼玄》先天图中，以黑白小方格表示的六十四卦爻位变化图，乾、坤分别为六个白格、六个黑格(为大父母)，复、垢分别为一白五黑、一黑五白(为小父母)，阴阳变化自复姤开始，由复左行，由垢右行。如果按黑白格的多少组合起来(不考虑位置的高低)，那么恰恰就是一幅“阴阳鱼”图。张行成在找到六十四卦爻变规律的基础上，做出阴阳鱼互纠图，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郭或先生说“阴阳鱼”图只有“在黑白各半圆图的基础上应时衍变而产生”，未免太武断了。

张行成之后，似乎没有人直接提过他作有这么一幅图，不过，袁桷在讲太极图流变时，曾提到过他，“薛(季宣)授袁(溉)时尝言：河洛遗学多在蜀汉间，故士大夫闻是说者，争相购之。后有二张，曰行成精象数，曰縯通于玄。最后朱文公属其友蔡季通……”(转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卷三)从张行成的生平看，他是临邛人，“乾道间，由成都府路钤辖司干办公事丐祠，杜门十年。”(黄宗羲《宋元学案·张祝诸儒学案》)，他杜门著书，共七种，七十九卷。以邵雍之学为归宿，“取自陈希夷至邵氏所传先天卦数等四十图”(《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术数类》作“十四图”，为确。)“敷演解释，以通诸易之变，始若殊途，终归一致。”“先是康节之学有所传十四图者，世莫之传。先生得于蜀中估籍吏人之家，因演解之，以为象数之用。”(《宋元学案》)据此说，张行成以在蜀中之便，完全可能在蔡元定(季通)以前得到这幅图。

除了张行成，宋代还有没有人作过“阴阳鱼太极图”呢?据文献记载，至少还有两个人作过这类图。一个是早于张行成的郑东卿(少枚)，一个是晚于张行成的罗愿(端良)。郑东卿传“古先天图”：他作有《先天图注》，自序说：“东卿自学《易》以来，读易家文字百有余家，所可取者，古先天图、扬雄《太玄经》、关子明《洞极经》、魏伯阳《参同契》、邵尧夫《皇极经世书》而已……四家之学，皆兆于先天图。先天图，其《易》之源乎?复无文字解注，而世亦以为无用之物也。今予作方圆相生图，为先天图注脚，比之四家者为最简易。”郑东卿提到的“古先天图”至少早于扬雄，并不是他自作，他只是作了一幅“方圆相生图”为它作注脚。“古先天图”到底何样，不得而知。从名称上推测当是外套先天六十四卦一类图(当时冠以“先天图”名称者，全是指这类图，只是中间图形有“方形”与“阴阳鱼”形的区别)。

罗愿作“河图”：据明初宋濂介绍：“新安罗端良愿作阴阳相含之象，就其中八分之，以为八卦，谓之河图；用井文界分为九宫，谓之洛书。言出于青城山隐者，然不写为象。”(转引自胡渭《易图明辨》卷三)罗愿的这张图也说是从四川青城山隐者那里得来的，为阴阳相含之象，中间“八分之”，只是仍不称“太极图”，而称“河图”，不过图象也没有流传下来。胡渭认为就是后来赵仲全“古太极图”的样子。罗愿与朱熹是同乡(同是新安人，今安徽徽州)，又是挚友，因而可能朱熹在托蔡元定入蜀寻找三图之前，就看到了罗愿这张图，只是不重视，或不赞成(朱熹认为“河图”是十数图，而不是这张图)，所以不予评论。

宋代张行成、郑东卿、罗愿的这类先天太极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郑、罗的图以至于散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代初年。明代一反过去，人们开始真正关注这类图。

明初，赵伪谦在《六书本义》中载有“阴阳鱼”图，这张图过去被学者认为是第一张“太极图”，看来这个结论应该改写了。不过当时仍未称“太极图”，而是称“天地自然河图”(胡渭引用时称“天地自然之图”)。赵撝谦解释：伏羲时，荥阳一带的黄河中有龙马背负这张图浮出水面，所以被称为“河图”，《周易》说“河出图”，《尚书》说“河图在东序”，就是指这张图，而不是指九数图或十数图。

赵撝谦图与张行成图有一些不同：(1)赵图外圈为先天八卦，张图为先天六十四卦。(2)赵图“鱼头”棱角分明，“鱼眼”为偏长的泪痕状；张图“鱼头”线条柔和，“鱼眼”为圆形。

到了明末，赵仲全作《道学正宗》，书中载有“古太极图”，这是现存文献中第一次将这张图称为“古太极图”的。与赵撝谦图比较，在“阴阳鱼”上加了四条线，划分为八个区域。(胡渭认为罗愿当年的阴阳相含之象的“河图”就是这种样子。)这就将卦爻阴阳位数与“阴阳鱼图”黑白变化度数更严格地对应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后世干变万化的太极图(以两个半圆合成的太极图最为流行)，都是不对的，都不符合与卦爻位数严格对应的本义。其后在对这张图的称谓上，基本统一，此图最终确名为“太极图”，一直延用至今。

明代还有一位著名易学家来知德(1525～1604)，他自己创造过一幅类似的太极图，载《易经来注图解》。此图命名为“圆图”或“太极图”，其含义为阴阳互生——阳极生阴，阴极生阳。是在传统太极图的基础上稍加改造，但未能流行。

结论

1．“阴阳鱼”太极图的思想渊源可上推到原始时代的阴阳观念，但原始时代的有关图形、符号都不是也不能直接推衍出“阴阳鱼”太极图。

2．“阴阳鱼”太极图与道教有关，宋元及清代胡渭的部分有关观点基本可信，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内丹、阴阳等思想观念上。“水火匡廓图”与“三五至精图”同样也不能直接推衍出“阴阳鱼”太极图。

3．关于陈抟或薛翁、蜀之隐者、青城山隐者创作或始传“阴阳鱼”太极图的观点，因无以考证，只能存疑，不能轻易否定，也不能简单肯定。

4．现存文献中最早一张“阴阳鱼”太极鱼出自南宋张行成的《翼玄》。此图不是清康熙以后人窜入，这一点从《翼玄》、《易通变》的文字内容中可以得到证实。

5．“阴阳鱼”太极图经明初赵撝谦改造(简化)，定型于明末赵仲全。之后出现的由两个半圆合成的太极图(包括以左右半圆排列、以上下半圆排列等)都与本义不符

看家庭和学历的，广丰那边经济条件算是比较好的，礼金要求当然也要高点，而且说实话，这边父母是不愿意自己女儿嫁这么远的。聘礼确实需要五到六万，到时还要请女方家人一起相聚（一般是一家亲戚来一个人，如果人家要来两个你就得多包了），要给女方来的家人每人200左右的红包（这个到时候结婚反正要包回来的，不过这红包到时也是回到女方手中，），接下来就是婚礼了，宴席费用基本是男方出，但是嫁妆还是要女方出的。一个婚礼下来基本要十万左右

补充下：首饰是必须的，一套下来差不多2万多，不过这是给你媳妇的，不亏。人家嫁到离家这么远的地方，还是给她好好举办一个体面的婚礼吧！

也有些开明的家庭，人家不在乎你那点钱，你自身条件好，对人家女儿好，就满足了。也有人到时把礼金存入卡里偷偷给女儿的。

算命的朋友有很多，一大半的人都会问到自己的财运，钱财是很重要的，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有钱日子不好过，关心财运，是再正常不过了。而求财的能力，因人而异，有人轻松，有人辛苦，有的人财多财聚，有的人财少财散，有的人有横财，有的人无横财。舜缘居孔先生讲过：命理中，影响财运的因素有不少，但核心是一句话“何知其人富，财气通门户”，这一句话值得推敲，为什么不说财星通门户，为什么要说通，为什么要提门户二字，这些都是破解财运密码的关键所在。

好了，关于江西有个女的算命很准和绵阳算命很准的人是谁的问题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哈！